授命與改制：張惠言《虞氏易禮》的經學歸旨
作者：李阿慧（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博士研討生）
來源：《原道》第35輯，陳明、朱漢平易近主編，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1月出書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廿二日癸巳
耶穌2019年4月26日
（《周易虞氏易箋訂》，九州出書社2015年出書）
內容撮要：乾嘉之際有名學者張惠言的《虞氏易禮》，是清代易學的代表性著作。此書以虞氏易象釋禮，體現了《易》《禮》會通的經學特點，而開篇論“周家授命三卦”和臨卦“周改殷正”反應的文王授命與改制，則為全書之總綱。
故此，張惠言認為《周易》乃為周初改制之書，《易》中所觸及卦爻辭，為殷周之際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禮作樂之史跡。《虞氏易禮》中強調“授命”與“改制”，反應了今文經學的傾向，同樣也體現其特別的經學歸旨。
他論易象則多用虞氏，其論易禮則兼取鄭氏，貫通《易》《禮》年夜義，汲取“公羊學”的“文質”思惟，顯示出對《年齡》微言年夜義的重視。張惠言認為“文王系辭稱王，以為后國法”。
總之，《虞氏易禮》中強調“授命”與“改制”，反應了今文經學的傾向，張氏汲取“公羊學”的“文質”思惟，顯示出對《年齡》微言年夜義的重視。
關鍵詞：張惠言；虞氏易禮；授命；改制
一、引言
張惠言（1761-1802）為乾嘉之際的有名學者。他兼治《易》與《禮》，其易學宗虞翻，易學著作大略以“虞氏”為題，如《包養網推薦周易虞氏義》《周易虞氏新聞》《虞氏易禮》等；而禮學主鄭玄，包含《儀禮圖》與《讀儀禮記》。
此中《虞氏易禮》一書可以說是對虞氏易與鄭氏禮的結合，為張惠言平生甜心花園最主要的著作，也可視為清代易學的代表作之一。張惠言認為《周易》乃為文王周公改制之書，《易》中所觸及卦爻辭，為殷周之際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禮作樂之史跡。
《虞氏易禮》上卷論“周家授命三卦”“周正”反應授命與改制的內容，為全書之總綱。張氏以為晉卦為文王以方伯服事殷之象，升卦有文王授命稱王之象，明夷卦為殷周反動之卦，是以為文王授命三卦。又以臨為周改殷正之卦，從此可見殷家興衰之戒。
張惠言認為《易》本著殷周反動之書，這體現了張惠言對《周易》微言年夜義的推重。而關于此書的專門研討，歷來很少，其緣由大要是此書極為繁難，專注于《易》的學者往往止步于此中繁雜的禮學內容，而專研“三禮”的學者又畏于此中紛雜的易象系統。
（劉師培）
關于《虞氏易禮》的易禮，劉師培認為：“若用張氏惠言《虞氏易禮包養網心得》之例，匯而列之，則《周易》一書兼有裨于典章軌制之學矣。”而學者多留意到《虞氏易禮》中的要義為“授命”與“改制”，正可與“公羊學”相通。
二、授命與改制的思惟淵源
張惠言《虞氏易禮》論述“禮象”，乃是以易象釋禮，這既可視為張惠言對虞氏易象的發揮，也體現了《易》《禮》會通的經學特點。而其論禮象則包括授命與改制的層面，考核其思惟淵源，則既來自于漢代易學及鄭玄“三禮”學，又與漢代公羊學有關。
其一，《虞氏易禮》受《易緯》中讖緯觀念的啟發，包養甜心而將卦氣新聞與王者授命相聯系。
《乾鑿度》所言的王者授命時天降禎祥，與其他《緯書》一樣，都具有很強烈的讖緯顏色。而在易學系統內，《乾鑿度》又通過卦氣新聞來論述王者之施政教。
益卦“亨帝”，張惠言引《乾鑿度》，以益卦為正月卦，包養網ppt其時“王者之法六合，施政教”。張惠言解既濟卦也用《乾鑿度》之義，以既濟玄月之卦，其時大德既衰，猶如殷道中衰，而“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氣，扶救陵夷撻伐遠方”。
漢人最後論《河圖》《洛書》，也與圣人授命有關聯。孔安國注《論語》云：“圣人授命，則河出圖，今無此瑞。吾已矣夫者，傷不得見也。河圖，八卦是也。”
孔安國以宓羲所創八卦包養網推薦即為河圖，并且將河出圖與圣人授命聯系在一路。故可知漢儒言卦氣及易圖皆與王者之跡相關。
其二，《虞氏易禮》中觸及的改制問題，重要集中在周改殷禮，而與鄭玄對《周禮》中“改制”的觀念附近。
損卦“二簋用亨”，張惠言據于《儀禮·特牲饋食禮》中鄭玄，而認為周制改有虞氏之饋食。關于四時祭之名“禴祠烝嘗”，張惠言認為是周改殷禮，則與鄭玄注《祭義》相分歧。
別的在婚期、郊祭上，張氏也多言周改殷制。鄭玄注“三禮”，以《周禮》為本，若他說與《周禮》分歧，則因為夏殷之禮，故強調周初文王、周公之改制。
其三，《虞氏易禮》論祭天、撻伐、建侯、封禪有授命改制之維度，是受漢代公羊學的影響。
特別是《年齡繁露》《白虎通》兩書，將王者授命與反動、改制直接相連。《年齡公羊傳》觸及到的授命原義，只是年夜夫授命于國君，而與《左傳》與《谷梁傳》無異。
漢代公羊學重視的授命，側重于王者授命于天，這也牽連到對漢王朝本身的符合法規性，因此是一個極具現實性的話題。
據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中記載景帝時關于“授命”的爭論，齊人轅固生與黃生爭論湯武反動究竟能否是授命。轅固生認為湯武授命，則是以王者討伐，乃是順乎天而應乎人；若黃生則以其非授命，則是以臣子弒君。
景帝告誡：“學者無言湯武授命，不為愚”。景帝雖然表現“不爭論”，但是到漢武帝時，卻又非常關切“授命”之符，漢武帝制曰：“三代授命，其符何在？災異之變，何緣而起？”
而其初志蓋與“改制”問題有關。董仲舒下策，多圍繞“授命”一事，并與新王改制相聯系，“《年齡》授命所先制者，矯正朔，換衣色，所以應天也”（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）。
在董仲舒看來，王者授命改制并非改易天道，而是順應天道而制禮作樂。董仲舒論《年齡》“授命改制”實際與祭天、撻伐等王者之事相統一。如益卦“亨帝”為授命以祭天，張氏以此為南郊祭，并以其祖配之，而又因王者方能祭天，故為王者授命改制。
這也來自于漢代公羊學的觀念，董仲舒認為王者授命必先祭天，方可行王事，“已授命而王，必先祭天，乃行王事，文王之伐崇是也”（《年齡繁露·玉英》）。因此郊祭、祭天儀式，相當于天對王者成分的冊命。
張惠言論升卦“王用享于岐山”乃為王者授命，禪于岐山。王者授命之始，舉行封禪，以宣佈全國。
此觀念取于《白虎通》：“王者易姓而起，必升封泰山何？教告之義也。始授命之時，改制應天，天下昇平，功成封禪，以告承平也。”（《白虎通·封禪》）
含有王者始授命之義。張氏所云“祭天”“郊祭”“封禪”等皇帝之禮，體現了王者奉天而行的“年夜一統”思惟。于易象而言，年夜一統強調奉天尊王，乃為乾之象。
《虞氏易禮》則論王者授命撻伐、分封。如屯卦“利建侯”，為授命之主，然尚未稱王，故云“建侯”。豫卦“利建侯”，則為王者授命分土建邦。包養犯法嗎師卦也為王者授命以撻伐，王者諱用兵，故以田獵喻撻伐。因授命為王，故其撻伐也具備正當性。
又回到轅固生與黃生關于“湯武反動”的論辯，董仲舒對此亦有所回應：“殷無道而周伐之，周無道而秦伐之，秦無道而漢伐之。有道伐無道，此天理也，所從來久矣，寧能至湯武而然耶？”
（董仲舒）
《年齡》重視行為自己能否具有道義，因此授命稱王也意味著具備討伐不義的資格，以有道討伐無道，也就是阿諛天命。
改制也體現為“變禮”。萃、升、既濟三卦所言“禴祭”，謂周改殷祭之春時祭為夏時祭。張惠言認為泰卦、歸妹卦所包括的昏禮，也存在周變殷禮的情況，重要體現在周改殷之婚期。
又于臨卦言“周改殷正”。關于變禮，董仲舒云：“《年齡》有經禮，有變禮，為如安性包養感情平心者、經禮也；至有于性雖不安，于心雖不服，于道無以易之，此變禮也。”（《年齡繁露·玉英》）
《年齡》對歷史之評述，實際上包括一質一文、有經有權的變化層面。因此，禮必因時而興，又因時而改，王者必授命而使軌制得以改作更始。而對《年齡》及《禮記》中存在著對改制及變禮的情況，而“授命”之主是文王、周公、孔子。
“改制”并不僅僅是圣人的有興趣為之，也是軌制演變自己的常道，任何一朝都對以往軌制有所損益，所謂殷因于夏禮、周因于殷禮，圣人制禮就是對古禮的損益，這是一個很現實性的問題。
三、晉、升、明夷：周家授命三卦
在《虞氏易禮》尤其以晉、升、明夷三卦特言“周家授命之卦”。
其一，關于晉卦，張惠言認為其為文王為方伯之象，《虞氏易禮》云：晉消卦。陰將剝陽，觀五下四，掉位，以離日麗乾，故不為陰傷之包養行情名，而謂之晉。謂四晉而麗五也。
是皇帝衰，下無方伯存其政，率諸侯以朝皇帝。康侯謂安國之侯，《記》曰：“惟若寧包養網VIP侯也。”“錫馬蕃庶”，《覲禮》：“匹馬卓上，九馬隨之，以享王也。”三接，將幣三享也，或云晉文受策收支三覲是也。
晉之又衰為明夷，初登于天，后進于地。謂晉離進坤，君不成輔，則三當年夜狩也。故晉為文王為方伯，以服事殷之象。
張惠言以晉為消卦，“是皇帝衰，下無方伯存其政，率諸侯以朝皇帝”。晉卦由觀五之四，五為皇帝，觀五包養犯法嗎之四，則皇帝位掉，故“皇帝衰”，四為諸侯承輔皇帝，“率諸侯朝皇帝”。
鄭玄注《禮記·祭義》云：“皇帝衰，諸侯興，故曰霸。”此局勢既可指殷末皇帝衰、文王三分全包養意思國有其二，又可指年齡時周皇帝衰、五霸相迭而出。然張惠言重要是指文王居季世而服事殷。
所謂“康侯”，按《禮記·祭統》為“康周公”，康為褒年夜之義。張惠言以坤為康、為安，故以康侯為安國之侯，《周禮·考工記》所謂“惟若寧侯”是也，張氏托之為文王。
“錫馬蕃庶”，虞氏未言是何禮。張氏用惠棟義，引《儀禮·覲禮》“匹馬卓上，九馬隨之”，為諸侯享王，是謂“覲禮”。
關于晉卦所涉之禮，王弼注以晉卦明臣之道；程頤《程氏易傳》以晉為諸侯承王之象；朱震《漢上易傳》以晉卦朝覲會同；項安世《周易玩辭》以“晝日三接”乃王接侯之禮，故為覲禮；胡一桂《周易啟蒙翼傳》以為筮受朝覲，而明君道。故知歷代《易》注大略結合朝覲之禮而論晉卦。
所謂“三接”，虞氏以坤三爻為三接，亦不云三接是何義。侯果聯系《周禮》“年夜行人職”，以三饗、三問、三勞為皇帝三接諸侯之禮。而張氏亦用其說，以三接為將幣三享。
《左傳·僖公二十八年》有“受策以出，收支三覲”。易家亦引之以釋“三接”。因此晉有文王為方伯時以服事殷之象。晉之又衰而為明夷，“謂晉離進坤，君不成輔”。明夷九三言年夜狩，是時君臣義盡，故云伐紂之事。
四觀之五皇帝也，五柔進康侯輔王之象。初則侯，二三體屯震，皆初之下行也。四雖之五易位，然以象王母，則非皇帝中興之象可知，蓋王者授命之符也。晉當以初動屯，建侯為王。
“晉如摧如”者，初應四，皇帝掉位，君子在上。故初遇摧折而掉位，文王羑里之象也。貞吉則動為寧侯，故象曰“獨行正也”，猶文王陰行為善也。
當此之時，雖有孚于上，然君子害之，如罔之設，初以康侯麗五，正其位則四裕而初無咎。象曰“未授命”，謂未受天命也。二應五，象麗五功成，王跡始起。（《虞氏易禮》，第2頁）
如前所述，張惠言以晉由觀四之五，而明晉卦為方伯存政以輔佐皇帝。具體看晉卦每一爻，晉初為文王居羑里之象。晉初應四，四象君子，而五皇帝掉位。晉初動而體屯，為建侯為王之象。
初九《象》云“獨行正也”，“猶文王陰行為善”。而初遇四之摧折而掉位，不成屯建侯之象，故張惠言云“文王羑里之象”。《象》所謂“未授命也”，虞注以“五未之巽”，觀巽為天命，觀四之五成晉則巽象毀。
是時皇帝陵夷，然文王尚未受天命，隱初正位，待命罷了矣。
晉六二為王跡始起之象。六二云“晉如，愁如，貞吉。受茲介福，于其王母”。六二正位，故云“貞吉”，以明“守臣節”。“于其王母”，虞翻只言其象，未言王母為何。
張惠言則云：“王母謂先妣，周之王業始于后稷，后稷即姜嫄之封。故周之受福自王母。”周之興可以追溯至后稷，據《史記·周本紀》記載，后稷無父而生，其母為姜嫄。周人享先妣之禮，即祭奠姜嫄。
張惠言以“受茲介福”為“天命河圖”，據《論語·子罕》“子曰：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”孔安國注云：“圣人授命，則河出圖。”張氏之說蓋出于此。
三眾允，寧侯之信著也。四碩鼠，無道。離麗五則正，然天命巳往，焉得不厲。五麗乎年夜明，寧侯之受福也，故“往有慶”。謂可正四上康侯之成也。
明德已照而道猶未光，未可南狩，惟用伐邑而巳。謂下正三，三允于初者，非陰丑則邑耳。雖“吉無咎”而“厲”且“吝”者，明夷九三所謂“疾貞”也。
晉六三為文王信著之象。六三云“眾允，悔亡”。虞翻以允為信，坤土性信，與上易位而悔亡。張惠言云：“三眾允，寧侯之信著也。”寧侯即文王，所謂“眾允”，指其德信日益顯著。
晉九四當君子之無道。九四云“晉如碩鼠，貞厲”。虞翻注闕。張惠言以初遭四之摧折，爻言“碩鼠”象無道。觀四之五，九四掉位不正，巽命象毀，故而“天命已往，焉得不厲”。
晉六五為寧侯受福之象。六五云“悔亡，矢得勿䘏，往吉無晦氣”。虞翻以五之正為往吉，坎象不見故悔亡，矢者信也。《象》云“往有慶也”。六五變而成乾。上乾為年夜明，張惠言云“五麗乎年夜明，寧侯之受福也”。
晉上九為寧侯明德已照猶未光。爻云“維用伐邑”，坤為邑，三上易位，以上正三故云伐邑。張惠言以上九之時僅限于伐邑，未可南狩，故《象》云“道未光也”。
晉卦由初至上皆明文王之德，其過程由微至顯。初為文王拘羑里，二為王跡始起。信著于三，而近君子之害。授命于五，而其道猶未光。
朝覲往往跟包養條件巡守、時祭前后相連，為上古文明最焦點的儀式。張惠言認為，升卦為南巡守時舉行禴祭，因此升卦暗含皇帝巡守之事。
其二，升卦為文王始授命之象。張惠言引《乾鑿度》文：孔子曰：升者，十仲春之卦也。陽氣升上，陰氣欲承，萬物始進。譬猶文王之修積品德，宏開基業，始即升平之路，當此時也，鄰國被化，岐平易近和好，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。
九三可處王位（張注：三當為二），亨于岐山為報德也。明陰以顯陽之化平易近臣之順德也，故言無咎。（《虞氏易禮》，第4頁）
此以升的卦氣新聞而論其卦義。升卦氣當十仲春“雞始乳”，在復之后，陽氣上升，象文王修德而進升平之路。陽之息卦始于升，王者授命之義也。
柔以時升，主五升二為二作階，使以五為尊位，則堯舜之薦舜禹也。然此主坤平易近順德。初“允升”，三“升虛邑”，四“亨岐山”，上“利不息”，則五亦以坤臣論，非皇帝薦之。
《乾鑿度》曰“鄰國被化”，此之謂也。卦辭曰“南征吉”，四曰“王用亨于岐山”，則文王巡南國諸侯，禪于岐山，告授命也。
“孚乃應用禴”者，巡守在時祭之后南征，故用禴也。此始授命稱王之象。（《虞氏易禮》，第4頁）張惠言認為升卦有王者授包養心得命之義。在《六十四卦新聞圖》中，升由臨初之三，為陽盈卦中第一個所生卦，故以陽之息卦始于升。
六五“升階”，謂使二升至五之尊位，而象舜禹之被薦登皇帝之位。張惠言聯系卦爻辭，認為升卦辭“南征吉”，為文王巡守南國諸侯；六四“王用享于岐山”，巡守時禪于岐山，乃告授命。
九二“孚乃應用禴”，虞翻以禴為夏祭，以升二之五體離為夏。《尚書》《禮記》皆云蒲月南巡守。張惠言認為授命之王在禴祭之后巡守。因此，升卦言巡守、時祭，皆皇帝之事，故為文王始授命稱王之象。
其三，明夷也體現文王授命，并有伐紂之象。明夷《彖》云“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年夜難，文王以之”。
可見明夷卦當與文王之事有關，但張惠言認為虞注明夷卦所反應的史實與《史記》的記載分歧，虞注以明夷九三喻文王，坤為年夜難，又為弒父，象征紂弒比干，明夷九三在坎中，象文王之拘于羑里，明夷互體震為諸侯，追從文王，紂懼而出之。
明夷《彖》又言“箕子”，虞翻注闕，關于卦爻辭作者，張氏的懂得蓋與虞氏分歧，他認為“虞義以爻辭為文王所系也，箕子佯狂為奴，在武王觀兵之后，非文王所及見矣。馬融訓箕子為紂諸父，蓋以爻辭為周公作”。
張氏援用馬融之說，認為周公作爻辭，故爻辭中有武王包養app伐紂之史實。
（武王伐紂）
《虞氏易禮》關于明夷卦云：明夷于新聞次升，于序卦反晉。殷周之文莫著于此。九三文王蒙難之爻，曰“得其年夜首”，明文王未嘗諱伐紂也。
“不成疾貞”，不得為全國養惡也。季札聞《周南》《召南》曰：“猶有憾。”非疾貞乎！初之象蓋二老之避紂也。“有攸往，主人有言”，主人謂震，則三也。
“有言”者，咨訪之言，如二老之歸周也。二承三，欲升三而上之，則八百諸侯之屬也。左股者，股肱年夜臣，本紂之臣，見傷而歸周也。（《虞氏易禮》，第5頁）
在六十四卦新聞中，明夷又次于升，而在《序卦》中反晉，因此此三卦具有內在的聯系。具體論明夷各爻之義，但是從初爻到五爻，虞翻注皆闕如，張惠包養感情言將其與殷周反動相聯系，而認為明夷有諸侯咸歸于周、武王伐紂之象。
如張氏認為明夷初九“正人于包養網ppt行，三日不食”為伯夷太公之避紂，“有言者，咨訪之言，如二老之歸周也”。故以此爻所示為伯夷、太公，聞文王作，而歸乎周。
明夷六二“明夷于左股”，象紂之股肱年夜臣見傷而歸周。所謂左股，即八百諸侯曾為紂之股肱年夜臣。張氏結合卦變而言，晉由臨二之三而來，晉二承三，象八百諸侯與武王不期而會孟津，欲承輔之而伐紂。
明夷九三“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年夜首，不成疾貞”。虞翻注《小象》以明夷體師象，離為南，故為南狩。張惠言認為爻辭中的“得其年夜首”，是以狩獵喻伐紂之事，因此文王并未諱言伐紂。
又云“不成疾貞，不得為全國養惡也”，暗指包養網單次不成遷就紂之為惡，以明紂可伐也。張氏又引述《左傳》中吳令郎季札觀周樂，見舞《象箾》《南籥》而曰：“美哉！猶有憾！”
《左傳正義》疏引鄭玄之說云：“象用兵時刺伐之舞。”季札所觀《象箾》之舞，體現武王伐紂的功業，蓋為武王所制，其有“不成疾貞”的殺伐之氣，故云有憾。
明夷六四“進于左腹，獲明夷之心”，張惠言以“左股”為紂之股肱年夜臣，見傷而歸周。張氏引《漢上易傳》，以為六四乃微子之歸周。
由此可見，張惠言認為晉、升、明夷三卦，均隱含殷周反動之文。而關于殷周反動，不僅僅見于三卦，可以說也是《周易》之內核，故又云：《易》著殷周反動之文。《彖》《傳》言之，《緯》言之，漢儒莫不言之。短期包養
后人不敢道文王授命，稱王改制，遂使年夜義淪晦。豈知圣人膺箓受圖，灼然天人相與。而易姓七百二十軌，為易道之至年夜哉。具說此三卦，其余隨文而見者多，有以義可推。至如干寶之《易》六十四卦皆言代商一事，則又掉之者矣。（《虞氏易禮》，第5頁）
張惠言將文王、周公為《周易》系辭，與文王稱王改制聯系在一路，以此為《易》中的年夜義，見之于易傳、漢儒、緯書中，但是后人卻不敢稱道。至于干寶將《易》全與伐紂的史事相合，也未包養留言板必盡然。
四、臨卦中的周改殷正
張惠言《虞氏易禮》中有“周正”一條，重要剖析《周易》中的三正。所謂三正，即夏商周三代換衣矯正，頒定新律以定歲首之月。
《史記·歷書》記載：“夏正以正月，殷正以十仲春，周正以十一月。蓋三王之正若循環，窮則反本。全國有道，則不掉紀序；無道，則正朔不可于諸侯。”
三正相承而循包養金額環，也即三統，所謂“全國有道”即三正的相承有序。夏商周三正，于易卦而言，周建子以復卦為歲首，殷建丑以臨卦為歲首，夏建寅以泰卦為歲首。
在虞氏易注中，臨卦“至于八月有兇”意指周改商正，虞翻注云：臨消于遯，六月卦也。于周為八月。遯弒君父，故至于八月有兇。荀公以兌為八月。兌于周為十月，言八月，掉之甚矣。（《虞氏易禮》，第5頁）
臨本為十仲春卦，所云“八月”是指臨之旁通卦遯，而用周正，對應于夏正六月。之所以云“八月有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兇”，是于臨息而明消遯弒君弒父之兇。
虞翻的懂得與鄭玄附近。鄭氏注云：“臨卦斗建丑而用事，殷之正月也。當文王之時，紂為無道，故于是卦為殷家著興衰之戒，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。臨自周仲春用事，訖其七月，至八月而遯卦受之，此終而復始，王命然矣。”
鄭玄以臨卦建丑為殷之正月，可見臨卦自己即殷正包養價格ptt之卦。于臨卦所云“八月有兇”，為用周正，遯卦之時，意味著文王改殷正，此中隱含終而復始的興衰之戒。《虞氏易禮》取鄭玄“周改殷正”說，言文王授命改制。
關于臨卦之新聞，張氏云“臨者，陽之盛，息為升、為明夷。周家授命于升，則臨為商卦也”（包養網單次《虞氏易禮》，第5頁）。可見臨卦與周家授命三卦升、明夷、晉在新聞卦次上附近。臨卦為陽氣之盛，再息而成升及明夷。故此數卦皆與改制相關。
虞翻認為《周易》之中文王用周正，而孔子用夏正。如姤《象》曰“后以施命浩四方”，虞注云：復震仲春東方，姤蒲月南邊，巽八月東方，復十一月南方，皆總在初，故誥四方也。孔子行夏之時，《經》用周家之月。夫子傳《彖》《象》以下，皆用夏家月,是故復為十一月，姤為蒲月矣。
《易》之興起在殷之季世，文王、周公系《易》乃用周正，當為對殷制的改造。但是年齡之末，周制疲敝，孔子作《易傳》乃是“改周正從夏正”。正如《論語》中孔子云：“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”可見孔子用夏正，並且重視三代軌制的因革。
關于夏正，張惠言引《乾鑿度》：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，天道三微而成一著，三著而成一體。方此之時，六合交，萬物通，故泰益之卦，皆夏之正也。此四時之正，不易之道也。故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，所以順四時、法六合之通道也。
張惠言論益卦“亨帝”，則可見郊祭用夏正，所謂“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”。故《虞氏易禮》于“周正”條之后緊接而言益卦。漢初頒定歷法，受三統循環觀念的影響，乃用夏正包養網車馬費。漢儒注經言卦氣新聞亦本于夏正。三正、三統與文質相配。
王者授命必矯正朔，而有一統之義。漢代公羊學重“改制”，三代軌制的變包養女人化實為“文”與“質”相復，關于三正與文質之間的對應，重要見于《白虎通》，而張氏《文質論》的重要觀念也來于此。
（《白虎通疏證》，中華書局1994年出書）
《白虎通》云：“天質地文，質者據質，文者據文，周反統天正何也？質文再而復，正朔三而改。三微質文，數不相配，故正不隨質文也。王者授命而起，或有所不改者何也？
王者有改道之文，無改道之實。如君南面，臣北面，皮弁素積，聲味不成變，哀戚不成改，百王不易之道也。”
質文秉承于六合之道。“正朔三而改，文質再而復”，文王先矯正朔再伐殷，體現以文代質之義，在趨勢上是逐漸改變殷商之軌制。但是質家先伐而后矯正朔，故湯伐夏桀，告天之禮仍沿用夏禮。
但于改中又有所不改，“質改文”與“文改質”蓋是其改者，然不改者，乃其反復之道也。觀乎治道，莫不有興有衰、有治有亂，王者雖欲有所為，實則順其道而為。
陳立又云：“其不成得變革者則有矣，親親也，尊尊也，長長也，男女有別，此其不成得與平易近變革者也。”因此，在改造的過程中，基礎的人倫綱常，是不成改之道。
但若何具體實施軌制，卻是可以進行調整的。張惠言重視“文質”概念，《茗柯文編》中有《文質論》及《答吳仲倫論文質書》，皆專門闡發“文質”，而側重對“禮樂”的闡發。
五、結論
《虞氏易禮》中強調“授命”與“改制”，反應了今文經學的傾向，同樣也體現其特別的經學歸旨。
他論易象則多用虞氏，其論易禮則兼取鄭氏，貫通《易》《禮》年夜義，汲取“公羊學”的“文質”思惟，顯示出對《年齡》微言年夜義的重視。
張惠言認為“文王系辭稱王，以為后國法”。文王在系卦辭中稱王，其意圖在于為后世定法式，此與孔子作《年齡》以為后國法類似。他
認為“孔子推言其義，以文王授命說之”，若孔子作《象》云“授命”、“失意”，乃能深明文王授命之義。因此認同文王作卦爻辭，并且認為爻辭中并未隱諱伐殷之事。
《虞氏易禮》雖未明言《年齡》，但多借勢“公羊學”觀念，而將禮象之變化與文質之變、周代軌制之損益聯系起來。
（劉逢祿）
而此書亦影響到常州學者劉逢祿等的經學觀念，劉氏《年齡公羊傳何氏釋例》徵引《虞氏易禮》云：“晉、明夷、升三卦，言受祖得平易近而伐罪也。臨，商正，言矯正朔也。文王之道未洽于全國，而系《易》以見憂包養留言板患萬世之心，《年齡》象之。”
此處特言晉、明夷、三卦為文王吊平易近伐罪，張惠言以其為周家授命三卦。《易》中憂患意識，借《年齡》得以體現，而《易》與《年齡》之經世之志，原無二致，都體現了圣人用世之心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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